方孝孺〔明代〕
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，则当竭尽智谋，忠告善道，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，死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简策，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，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，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；钓名沽誉，眩世骇俗，由君子观之，皆所不取也。
盖尝因而论之：豫让臣事智伯，及赵襄子杀智伯，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，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！让之死固忠矣，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？观其漆身吞炭，谓其友曰：“凡吾所为者极难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？及观其斩衣三跃，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，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：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，我故以众人报之；智伯以国士待我，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，让馀徐憾矣。
段规之事韩康，任章之事魏献，未闻以国士待之也；而规也章也，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，与之地以骄其志，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，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；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，而疵之智谋忠告，已无愧于心也。
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，国士——济国之士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，纵欲荒暴之时，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，谆谆然而告之曰：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无相侵夺，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与，而吾之忿心必生；与之，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，争必败；骄必傲，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，谏不从，再谏之，再谏不从，三谏之。三谏不从，移其伏剑之死，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，感其至诚，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，释赵围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若然，则让虽死犹生也，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？让于此时，曾无一语开悟主心，视伯之危亡，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之报，曾若是乎？智伯既死，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！
虽然，以国士而论，豫让固不足以当矣；彼朝为仇敌，暮为君臣，腆然而自得者，又让之罪人也。噫！
群贤毕至
郭建伟2024-03-02 · 回复
在深入阅读方孝孺的《豫让论》后，我被其对豫让行为的深刻剖析所吸引。方孝孺并不是简单地赞扬豫让的忠义，而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对其行为进行了批判，这种批判不仅仅是对豫让个人的，更是对当时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反思。
文章中，方孝孺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：真正的国士应当在国家未陷入危难之前就提出预警和解决方案，而不是在国家已经失败之后才去捐躯。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对于忠臣义士的评价标准，提出了更为深远的思考。
方孝孺认为，豫让虽然以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去报仇，但他在智伯贪得无厌、破坏与其他国家（大夫）友好相处原则时，未能劝其改正，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职。豫让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，凭着血气之勇刺杀赵襄子，并不值得称道。
方孝孺的这种观点，对我来说，是一种启示。它告诉我们，在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时，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成果上，更要深入分析其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社会价值。一个人的行为，无论多么英勇，如果没有为社会带来长远的利益，那么这种行为就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忠义。
《豫让论》不仅仅是对豫让个人的批判，更是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反思。方孝孺通过对豫让行为的分析，提出了对国士的新定义，即国士不仅要有忠于国家的决心，更要有为国家未来着想的智慧和远见。 总体来说，《豫让论》是一篇充满智慧和见识的文章。它不仅仅是对历史人物的一次重新评价，更是对我们如何看待个人行为和社会价值的一次深刻启示。
方孝孺的这篇文章，以其犀利的笔触、严密的逻辑和深刻的洞察力，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经典之作。它教会我们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，我们不应只看结果，更要深入分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。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，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生活，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。
在文章的最后，方孝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，用以嘲讽那些在政治风云变幻中轻易改变立场的建文旧臣。他指出，那些朝为仇敌，暮为君臣，腆然自得的人，其实质并不比豫让高尚。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政治立场的不坚定性。方孝孺借此批评那些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投降的建文旧臣，表达了他对于忠诚和信义的坚持。这一观点也反映了方孝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，即使面对死亡威胁，他也坚守自己的信念，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。这种坚定的态度，让方孝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声。
